杨炼：以漂泊之心写作
文：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卢楚函
接通杨炼的电话，是柏林时间下午3点半，北京时间则是晚上10点。话筒传来的声音，神完气足，高亢爽朗，一点也没有他诗歌中那种严肃、晦涩的气质。
先入之见一破，整个晚上的采访，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倍感酣畅。杨炼的话语，就如他诗中的“休眠火山”一般，所藏皆是能量，随时准备喷发。
上世纪80年代的诗坛，群星璀璨。杨炼，不是最耀眼那颗，但却是闪烁至今的一颗。近些年更是频繁出现在公众视野。他的上午时间，必定是要留给创作的，他不厌其烦地向记者强调，作为一个诗人，创作永远是第一位的。“核心的事是坐下来写字，拨开表面那些浮萍，只有这才是真东西。”
一路“炼”到现在
老友唐晓渡曾评价杨炼：“对诗歌有着鼓涌于血脉之中而又被提升到准宗教高度、如恋人般炽烈而又如修士般虔敬的创造热情。”诗人江河回忆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他和杨炼住地相距20多里，“可挡不住这家伙。想到一个好句子坐不住，说来就来了。半夜没了公交车也挡不住，骑车，有时干脆就走着来，那叫精力弥漫”。
杨炼觉得诗歌仿佛是种宿命，与自己“有着命运的深刻关联”。从出生起名时起，他就与诗歌深深结缘，“也难说是不是一种谶语”。
1955年，他出生于瑞士伯尔尼，当时其父正担任中国驻瑞士外交官。“瑞士的法律是小孩出生三天之内必须登记注册，老爸喜欢古诗，取‘炼字、炼句、炼意’之意，直接把‘炼’给我定在了名字上，而这一‘炼’，好家伙就不得了了，一路‘炼’到现在。”说完，他自己先哈哈大笑起来。
杨炼的父亲虽然是外交官出身，但很快就对仕途没了兴趣。他喜欢中国古诗、西方音乐，在家中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气氛，但“一开始的体验也不都是好的。”七八岁时，杨炼的父亲强迫他背古诗，“晚餐之后灾难就降临，什么‘车辚辚，马萧萧’之类的，因为不知道它到底有什么意思，那时我烦死诗歌了。”
多年以后，他开始怀念这段时光，觉出父亲的正确。“不得不说，当我开始写作时，古诗表现得最精彩的汉语音乐感就回来了，而且我会用来判断现在写下的每个句子。汉语本身有节奏、音调，尤其是古代没有标点符号的时候，完全靠这种精美的音乐性来给文本的断句，形成结构。”
杨炼真正写诗，开始于1976年，那是他母亲猝然离世的时刻。杨炼还在北京昌平插队，“母亲的去世使我失去了几乎唯一可以写信倾诉自己感受的人。从那个时候，我用写诗重新找到对话者。”当时，他在离圆明园废墟不远的旧居书房里，抄下过意大利人圣·方济的一句话：人，是在世界抛弃他的一刹那得救的。
正是凭着这种寻找救赎般的热情，1983年，杨炼创作出长诗《诺日朗》，轰动国内诗坛。1987年，他被中国读者推选为“十大诗人”之一。次年，33岁的他，顶着“朦胧派”代表诗人的耀眼光环，怀揣《诺日朗》等轰动一时的作品，应澳大利亚文学艺术委员会邀请，前往澳洲访问。“我带上门就走了。那本护照上，出生地都是错的，我在瑞士出生，但护照上写着北京。想着回来后这本护照一扔就完了，当时无论如何都没想到，自此开始了半生漂泊。”
诗人例穷苦，天意遣奔逃
杨炼正在写一部回忆录性质的作品，讲述北京和柏林之间的故事，“北京是我长大的地方，柏林是现在居住的地方，这两个地点都是以字母B开头。”
在离开北京，定居柏林之前，杨炼的人生主题就是漂泊，海上、陆上、空中，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美国、英国……这种漂泊，既是物理上的迁移，又有着离乡背井的心路历程。他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回忆起过去的情景：“说走就走，爱人常常在梦中哭醒，就是因为梦见自己又在打包，不停地打包。”
“诗人例穷苦，天意遣奔逃”，宋代文豪苏轼曾在被贬岭南途中写下这行诗。其实，这也是很多诗人的写照。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杨炼，正是其中之一。没有经济来源，生活拮据，无处依着。直到现在杨炼每次看到路虎车，都特别想上去踹两脚。他一度因穷困潦倒以擦车为业，擦的最多的就是路虎。
“要去谋生，又不想谋生，可能一边谋生还一边很憎恨自己。”这就是杨炼那时的内心。漂泊的个中滋味，他曾在诗中写到：
“到处是异乡／在死亡里没有归宿∕一行诗满载尸体就这么漂走∕就这么漂走……日子不是真的∕可日复一日∕我们越来越远地离开我们。”
“一个漂泊世界的诗人，是一块大陆到另一块大陆，永远面对陌生的面孔——那正是与诗相同的厄运与幸运：没有任何一行诗是‘最后一行’。永远是下一片空白，在要求诗人继续走去。”1992到1993年，杨炼完成了诗集《大海停止之处》的创作。这是一部短诗集，杨炼在其中写出：
“另一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／黑暗说”“黑暗太多了／以致生命从未抵达它一次”的诗句，不难读出他孤苦的心境。
作为诗人，杨炼又坦然接受了命运的如此安排。“诗歌本质上必须有这样一个被动或主动的漂泊状态。作为一个诗人，谁不漂泊？古今中外，很多诗人都在主动地把一个成型的自我抛开，把自己从一个开始凝固化的根上拔起来，然后扎进新的土壤。漂泊的自觉就来自于你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，只要你感觉到了，就必须往前走，突破局限就是漂泊。”
自认是一个“幸存者”
随着改革开放后，一个无处不在的商业时代到来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成名的诗人迫于生计纷纷转行，或杀进出版界，或从事艺术，或求生于体制。而杨炼，自认是一个“幸存者”。“幸存者”的定义要追溯到26年前。当时，北京诗人群中的“劲松三杰”杨炼、芒克和唐晓渡，发起成立“幸存者诗人俱乐部”，提出“幸存者”是有能力拒绝死亡的人，是一种主动地发展自己、深化自己的诗人。
站在今天回顾过往，杨炼觉得，自己能成为“幸存者”很幸运。因为漂泊中的孤苦，他更不愿意放弃写作。他不停地参加世界文学、艺术及学术活动。作品以诗和散文为主，兼及文学与艺术批评，被译成二十余种外文，在各国出版。在这之外，他还把中国的当代诗歌翻译介绍到西方世界。
而如何“幸存”，杨炼给出的终极答案，是“提问”。“我的诗歌创作一直在不停地回到屈原的《天问》，他是从宇宙开创之初问起，穿透整个神话历史和社会现实，回到诗人自我，屈原叩问二百个问题，没一个有答案，他不停地用更深的问题涵盖以前的问题。这种专业提问者的姿态，就是我们今天作为诗人和思想者的姿态。
1999年，杨炼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，他的领奖词题目就叫《提问者》。他认为“问题的深度构成了创作的能量”。所以他在每首作品在写作前，都会自问：我能在这篇作品里能提出新的或更深的问题吗？“如果我能够不管从内涵上的、形式上的，还是其他方面，感到了问题的存在，这部作品，我已经看到了它的轮廓。”
2008年，杨炼当选为国际笔会大会理事。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林语堂担任国际笔会副主席以来，中文作家获得的国际笔会最高职务。英国《爱丁堡书评》曾评价杨炼：“他令人震惊的想象力，结合以简捷文字捕获意象和情绪的才华，显示出杨炼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。”
杨炼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，他很不喜欢听别人问他，“怎么能做到许多年坚持写诗？”他会立即反驳，“诗是不能坚持的，你能写就是能写，不能写就是不能写。为什么要坚持，搞得像斗争一样，这是不行的，那样到最后会死得很难看”。
当先锋易，当后锋难
杨炼经常回国，每次也都与诗歌有关，“走得越远，返回得越深”。
国内诗歌，近些年大有复兴之势。打工诗人群体，最近名动一时的余秀华，各种自媒体与诗会……如同经历寒冬的青苗，又开始了生长，有些诗会甚至出现一票难求的盛景。人们在赏读诗歌的同时，也在思考，诗歌是否真的复兴了，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盛况又要再现了吗？
杨炼认为：“所谓的复兴是说它再次进入人们的眼界。中国诗歌在今天好像突然又重新触动了人们的神经，是有它某种意义上的必然性的。当人们在生活里，尤其面临那些不易解答的问题，但又感到问题的存在很深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时，诗歌那种独特的、对心灵深处的探索就发生了作用。像‘9·11’之后，当时世界一片震惊，一片慌乱，但我突然收到纽约的诗人朋友来信，说‘9·11’后所有的诗歌朗诵会爆满。”
今天诗歌突然重新回归人们的视野也是如此。“我们的现实发生了剧变，这种变化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了30多年，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型路口。在这个地方，是充满问号的。不管你有钱与否，是官员还是老百姓，都能感受到这个问号的存在。”
对当下一些颇受争议的“白云体”“梨花体”等口水诗的盛行，杨炼颇不以为意，“当一片黑夜之中出现一颗星星，很显眼。现在天上根本一大片都是光污染，星星很不容易被看见，所以有时候经常要一些古怪的方式吸引人们的注意。”浸淫诗坛几十年，他早已惯看云卷云舒，花开花落，没有愤激，只有理性的调侃，“空洞就是空洞，不会因为你给它取名这个体那个体就有所改观，其实所有这些体最后就是一个体，叫‘空洞体’。”
杨炼越来越热心做一个传承者。2013年，他推荐农民工诗人郭金牛获得北京文艺网国际华文诗歌奖，今年又正式受邀第四十五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，引发国内外媒体广泛关注。此后，他又协助诗人秦晓宇筹备编写《工人诗典》，挖掘更多的底层诗歌写作者。去年，他还在汕头大学授课，来了解和发现青年诗人。杨炼坦言：“当先锋容易，当后锋难，前边一片旷野，没人的时候你踩一行脚印很容易当先锋，但是当我们写了30来年，现在拼的是后劲，核心的难度在于你能怎么样不停地深化和往前走。”
杨炼的人生，本就是中国当代诗歌沧桑变化的缩影。读懂了他，或许也就了然了过去的这30年，以及当下。
（2015年3月31日 全文转载）
人物简介：
杨炼，1955年出生于瑞士伯尔尼，成长于北京。1983年，以长诗《诺日朗》轰动大陆诗坛。1987年，被中国读者推选为“十大诗人”之一。1988起旅居世界各地，但始终坚持中文创作。多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，1999年获得意大利Flaiano国际诗歌奖，同年诗集《大海停止之处》获英国诗歌书籍协会推荐英译诗集奖。2012年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，2014获得卡普里国际诗歌奖。出版诗集《叙事诗》、《饕餮之问》等。